● 重要活动

威海市组织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集中视察全市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市人大常委会举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综合信息平台培训班

市人大常委会对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全市外事工作情况

● 区市人大

文登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区政府2018年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

乳山市人大常委会视察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实施情况

● 他山之石

广东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为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浙江丽水人大在监督中敢于动“真”碰“硬”求“效”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 知识广角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如何诞生？

● 理论研究

我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的创制性实践

威海市组织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集中视察全市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9月23日至25日，在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刚刚启动之际，威海市组织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集中视察观摩乡村振兴样板片区，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把主题教育学习成果转化成抓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努力推动我市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水平、再创新业绩，更好地造福农民群众，践行初心使命。省人大代表、市委书记王鲁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代表、市长张海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学文及市委副书记张宏伟分别作了点评讲话。市领导王亮、侯世超、刘运、刘广华等和部分省、市人大代表参加活动。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加快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五大振兴全面发力，以乡村振兴样板片区为总抓手，集中建设80个样板片区，市县镇三级联动，实现乡村振兴样板片区全覆盖。这次活动中，视察组先后来到临港区、文登区、乳山市、南海新区、荣成市、经区、环翠区、高区，实地察看了麓源果乡、西洋参康养、昆嵛山生态经济、白沙滩滨海田园、小观城乡均衡发展、石岛渔家风情等20个样板片区和田园综合体。每到一处，大家认真听取情况介绍，边走边看、边思边议，结合实际查找不足、分析原因，与基层干部群众共谋推进突破之策。视察结束后，召开会议，对各区市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的工作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议。

王鲁明在主持讲话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乡村振兴工作的殷切厚望。省委省政府把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为八大发展战略之一，强化措施，全力推进，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的坚定决心。近年来，我市乡村振兴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从观摩情况看，各区市、开发区都动起来了，责任压力传导到位，工作抓得实、抓得紧，样板片区各有特色、亮点纷呈，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基层群众普遍受益，但同时也要看到农业农村工作仍然面临很多突出问题，乡村振兴任重道远，决不能有歇歇脚的思想。各级各部门要把推动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认识再提高、再深入，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保持清醒头脑，强化问题导向，弘扬务实作风，一把手率先垂范、亲力亲为，自我加压、自我提标，用步伐丈量责任，抓两头带中间，推动我市乡村振兴工作每年都有新变化，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打头阵、当表率，走在全省前列。

王鲁明强调，要以打造乡村振兴样板片区为总抓手，五大振兴全面发力，打好特色牌、优势牌，全力做好农业农村工作。要坚持整体谋划、连片打造、科学推进，汇聚各方资源和力量，推动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经营，实现农业倍增效应，对没有纳入样板片区的要坚持一村一策、一镇一品，进一步扩大样板片区覆盖面，实现一个不掉队、一个不落后的梯次发展格局。要聚焦强村富民，扭住产业振兴不放松，鼓励引导现有项目高起点、大投入，实现质量提升、规模扩大，同时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更多工商资本、产业大户，为乡村振兴、强村富民多作贡献。实现乡村振兴，事在人为，关键靠人才，要挖掘培养能人、年轻人、有情怀的人和苦干实干、担当作为的干部，精准招引各类人才和企业家，带领群众增收致富。要持续开展农村环境整治，扎实推进“四清”“五化”“七改”工作，下大力气抓好废弃矿山整治和松材线虫病治理，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每一个村庄、乡镇驻地都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海晏河清。要强化党建统领，把党建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眼睛向下、工作下沉，走街串巷、进村入户，研究工作、解决问题，靠实干和业绩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

张海波在点评时指出，当前全市上下同心推动乡村振兴的劲头足、势头好，形成比学赶超、竞相发展的浓厚氛围。要进一步振奋精神，以建设乡村振兴样板片区为抓手，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着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威海篇。要相互学习如何调动各方力量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党建引领、社企合作、工商资本参与、科技专家领办、能人带动等模式，调动起社会各界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相互学习如何创新方式引进资金，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支持有情怀的企业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引导更多“源头活水”流向乡村振兴领域。要相互学习如何算好投入产出账，统筹算好长远账、民生账、生态账，把农业项目做得更加精致、更有效益。要相互学习如何做好整合融合文章，强化片区概念，坚持整体思维，串珠成链、连片成方，推动样板片区一体化发展。要相互学习如何用足用活特色优势，点石成金、妙笔生花，突出一村一景、一村一品、一村一韵，打造一批叫得响、有活力的乡村振兴特色村。要相互学习如何加强策划谋划，用好现代化手段，一体策划包装，整体营销推广，广泛宣传造势，把特色品牌做强打响。

王学文指出，全市上下坚持高位推动，突出优势特色，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开局良好，取得了较好成效。要认真研究谋划样板片区建设的突破路径，因地制宜培育完善产业链条，挖潜特色产业新优势，不断提升样板片区的品质和层次，真正起到“打造一个点、带动一大片”的典型辐射作用。要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布局，统筹推进重点区域、样板片区各项规划落实，统筹推进区域内水电气暖和污水、垃圾处理等设施建设，实现基础设施联通打造，村庄、景点、产业区连片大开发，深入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下沉，逐步让群众享受到城乡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农村更美丽、更宜居。要鼓励引导国有企业资本和有实力有意愿的民企资本投入乡村振兴，逐步形成政府、国有资本、农村集体和农民、社会力量多元化投入机制，让更多真金白银“上山下乡”，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纵深发展。

张宏伟指出，推进乡村振兴特别是样板片区建设，要狠抓规划编制实施，在片区梯次培育、分类推进上求突破，坚持多规合一、立足优势、挖掘特色，分类探索滨海型、山区型、城郊型乡村振兴实现路径；狠抓优质项目招引，在筑牢产业基础、强村富民上求突破，加大土地规模流转力度，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狠抓农村环境整治，在实现宜居宜游、提升品质上求突破，按照全域景区化、景区品质化标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狠抓要素资源配置，在增强制度供给、激发内力上求突破，打通影响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政策机制；狠抓乡村治理创新，在夯实党建根基、活化乡村上求突破，健全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机制；狠抓整体工作提升，在推进全面振兴、争先进位上求突破，以实际行动向全市人民交出合格满意的答卷。                      （研究室 农工委）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9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学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第四巡回指导组副组长姚丙华到会指导。党组副书记丛培卿，党组成员张竞、李文基、于东海、王炳刚出席会议。副主任毕礼伟列席会议。

王学文指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决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开展主题教育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坚持边学边查边改，确保取得实效。

王学文强调，要聚焦理论学习有收获，切实把加强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抓紧抓好，创造性地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动全市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的源泉，转化为加快发展的生动实践。要聚焦思想政治受洗礼，深入进行党性分析和自我剖析，引导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拒腐定力。要聚焦干事创业敢担当，大力弘扬担当实干精神，着力在立法、监督、决定、任免和代表工作等方面，提升工作标杆和自我要求，推动精致城市、双招双引、乡村振兴、海洋强市、民营经济发展等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聚焦为民服务解难题，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更强的监督增进民利，让更好的立法体现民意，以生动务实的履职实践，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聚焦清正廉洁作表率，进一步树立良好形象，自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精致城市·幸福威海”作出积极贡献。                                 （办公室、研究室）

市人大常委会举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综合信息平台培训班

9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举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综合信息平台培训班。各区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市司法局从事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同志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是市人大常委会为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建成全国统一的备案审查综合信息平台的具体要求，在省人大常委会委托东华软件公司为我市建设了市级备案审查综合信息平台的基础上，逐步规范市人大规范性文件电子备案审查流程和程序，积极稳妥地推进备案审查工作智能化的重要措施。

会议邀请东华软件公司开发人员对备案审查综合信息平台操作办法进行现场演示、讲解培训。通过培训，各有关人员更好地了解了平台的整体流程，掌握了运用平台的正确方法。培训为推动市人大备案审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数字化，实现上下联动，提高备案审查工作的信息化水平，提升工作效率奠定了基础。     （法工委）

市人大常委会对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9月中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基带领调研组对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分别召开座谈会，与市发改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等14个部门负责同志以及15家民营企业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赴文登听取了区政府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实地查看了鸿安集团、顺意电机、顶石新材料等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选取全市100家不同类型民营企业，重点围绕企业发展状况、融资渠道、政策落实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研组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把民营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坚持不懈狠抓提升服务、优化环境、政策扶持等工作，民营经济总体呈现出平稳健康良好发展态势。针对民营经济在人才短缺、能源成本大、小微企业融资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调研组强调，要继续落实“放管服”改革各项措施，继续抓好减税降费、流程再造、政策扶持、人才引进等工作，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完善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下大力气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强化创新驱动，引导企业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含量，着力激活民营企业内生动力；要发挥现有产业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财经工委）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全市外事工作情况

为推进全市外事工作更好服务于对外开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年初工作安排，从5月下旬开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丛培卿带领调研组对全市外事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组先后赴黑龙江佳木斯市、哈尔滨市等地考察学习，分别听取了市外办和荣成市政府的情况汇报，召开了有关部门座谈会，现场察看高区惠普产业园区、经区东方智慧谷产业园以及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等涉外项目，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认为，近年来，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外事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实施“城市国际化”等重大发展战略，在更高层次对外开放上全面发力，出台了系列涉外政策措施，最大限度用足用活外事资源，活跃对外交流，深化对外合作。在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我市大外事格局初步形成，各级外办及涉外部门（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搭建交流平台，谋划合作项目，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精致城市·幸福威海”建设贡献了力量。

丛培卿指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站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高度去谋划、定位，多从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开展外事工作。要加大研究力度，深入总结探讨制约外事工作发展的相关因素，认真对待，找出问题并积极地反映沟通。要以城市国际化为契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推进我市经贸合作、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对外交流提供有效服务。             （民侨外工委）

文登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

区政府2018年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

文登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就区政府2018年度民生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题询问。

2018年，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为群众办理15件实事。一年过去了，这些承诺落实的怎么样？在这次专题询问中，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分别就“如何提升我区县乡村道安全行车水平”“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实施情况如何”“采取哪些措施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等提出询问。区交通局、住建局、水利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应询。通过“一问一答”，问出了群众期望，答出了政府担当。询问结束后现场进行了满意度测评。

会议指出，对民生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询问，是区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创新监督方式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政府工作的有效途径。从询问结果看，区政府认真落实人大决议，以人民为中心，以民生为己任，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千方百计兑现承诺，交出了合格答卷。下一步，区人大常委会将抓好专题询问成果的转化应用，加强跟踪督办力度，做到有询问、有答复、有结果，不断增强监督实效。会议强调，做好民生工作“永远在路上”，要尽心而想，尽力而为，把事情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惠及进老百姓的生活里，铭记在老百姓的记忆中，让文登老百姓更加幸福安康。   （文登人大研究室）

乳山市人大常委会视察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实施情况

为加快推进全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9月12日上午，乳山市人大常委会对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南黄镇北茶田园综合体、白沙滩滨海田园样板片区、龙泽苑智慧农业等样板片区和项目现场，实地了解市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听取了市农业农村部门的专题汇报，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了意见建议。

视察组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紧紧围绕“五大振兴”，创新举措、强化投入，整合力量、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均取得了明显成效。视察组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抢抓机遇、破解农业农村突出问题的应有之义，对于推动乳山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措施，全力推进“五大振兴”。要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统筹谋划，依靠农民，精准施策，实现乡村产业、社会、生态的全面振兴。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夯实产业基础，优化涉农项目建设，提升农业品牌竞争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着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要强化问题导向，突出全域旅游理念，深挖文化内涵，大力推进样板片区建设，形成以点带面、多点开花的发展格局。

（乳山人大办公室）

广东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为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在过去40年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太多奇迹，全省经济总量连续30年居全国第一。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民主法治的保障。新时代，地方人大如何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广东给出了鲜活样板：依靠民主法治建设扎实推进，支撑起良好的营商环境。

人大代表履职尽责，心里装着群众，人大职能就能充分发挥

广州市天河区云集了众多互联网科技企业，被誉为广州的“中关村”。在广州越维信息科技公司总经理赵熙看来，广州之所以吸引众多高科技企业，得益于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得益于当地对企业和人才的全方位服务。

“有一次，楼上漏水，公司办公室被水泡了。按理说，这是上下楼层的物业纠纷，应该自己解决，但我初来广州，人生地不熟，沟通起来很麻烦。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人大的社区联络站反映情况，没想到，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在这件小事的处理上，赵熙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这让他愿意留在天河区、留在广州市发展。

在天园街道东晖社区的人大代表联络站，记者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几位从外地到广东发展的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回忆与人大代表打交道的经历。

天园街道东晖社区居住着不少上了岁数的老人。儿女白天上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老人的吃饭问题。“买菜做饭洗碗，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真不容易。”市民王亮说。看到其他地方开办了“老人餐”配餐点，东晖社区的居民来到联络站，找到人大代表反映，希望也能在家门口开设配餐点。经过调研走访，有这样需求的群众很多，人大代表提建议、抓落实，很快，方便老人就餐的配餐点建成了。“菜品很丰富，各地的口味都有。”王亮高兴地说。

社会在进步，群众的期待在提升。翻阅一本本厚厚的人大代表履职档案，这样的记录还有很多。从哈尔滨来广州工作的郭洁是一位钢琴教师。去年4月，她在组织合唱团活动时，听到居民反映：“不知道能不能参加广州组织的育龄妇女健康体检。”热心公益的郭洁找到人大代表林志勇反映这一问题，很快便得到答复，社区里符合条件的女士都可以免费参加体检，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从外地到广州创业的妇女。

郭洁对人大代表履职尽责为民办事连连点赞，“以前觉得代表在报纸上、在电视里，现在感到代表就在身边。”

天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志云说，经济发展有活力，前提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有动力。人大代表关心民生、反映民情、解决民困，营造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可以让更多人心无旁骛奋斗打拼。可以说，这是天河区乃至整个广州市经济发展蓬勃兴旺的重要原因。

人大代表解决的问题可以小到一个路灯怎么点亮、一个井盖怎么装好，也可以大到一个企业怎么盘活、一个产业怎么兴旺。

东莞市大朗镇是驰名中外的毛织之乡，全镇拥有超过1.4万家毛纺织相关企业，毛织品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达600亿元。大朗毛纺业转型升级的需求迫切，但众多中小微企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18年1月初，人大代表周淦华了解到不少毛织企业面临的困境，他在东莞市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加快建设“大朗镇毛织产业金融服务平台”的建议》。这引起了党委政府的重视，10个月后，金融服务平台建成，600万元贷款资金帮助困难企业经营重上轨道。

“只要每个人大代表履职尽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人大的职能就能充分发挥，人大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充分显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巡视员黄学群说。

看准党委想干、政府能干、群众盼干的议题，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解决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是远近闻名的红木小镇。这里工厂多、人口多，每天产生大量的生产生活垃圾。而番禺区内的火烧岗垃圾填埋场早已达到极限，新的垃圾焚烧厂还在建设中，垃圾露天堆放产生的臭气让居民们苦不堪言。

去年，石碁镇人大主席何炳添等多位区人大代表在番禺区人代会上正式提出议案，要求彻底关闭火烧岗垃圾填埋场，协调全市其他垃圾处理机构清运垃圾。“垃圾山”问题得到解决。

用提出议案的方式监督，在人大监督中并不常见，其力度之大，引人关注。“之所以采用议案方式监督，是因为我们看准了处理‘垃圾山’这件事是党委想干、政府能干、群众盼干的议题，能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解决。”何炳添说。

广东水系交错，河流众多，一段时间以来，水污染问题十分突出。水污染治理成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全省四级人大联动监督项目。

“要看水环境治理，就去车陂涌！那条涌以前又黑又臭，人都要躲着走，现在，市民可以在河边散步啦！”

车陂涌位于天河区龙洞街道的一段。流水潺潺，青草低垂，鱼儿游弋。真是难得一见的城市景观了。治理这条涌，人大代表从技术的角度、法律的角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河区人大代表、广东工业大学教授蔡春林掰着指头说，一是宣传发动，群众信赖；二是监督促进，政府信任；三是调解矛盾，大伙信服。

广州市人大代表、天河区市容环卫局第三管理所所长王凤丽，现场演示了如何运用手机APP反映河道污染问题，拍照—上传—备注，后台接收到信息，马上会分派相关职能部门派人解决。“如今，人大代表成了义务河长，不定期巡河，发现污染及时报告、及时解决，巩固了水污染防治的成果。”

人大监督，不仅体现在环境保护等民生实事上，还体现在预算监督等专业领域。东莞民营经济活跃，财政实力雄厚，加大对街道一级财政预算监督成为东莞创新做实人大监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监督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在线联网监督、专题询问、人大评议政府部门等，盯紧街道一级财政预算、国有资产家底，让每一分财政资金的使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潘新潮说。

潘新潮很有感触地说，人大是民主法治建设的“一线”，只要想干事就有干不完的事，只要自身硬、敢担当，就“能担当”。

改革成果要推广复制，首先要制度化，地方立法有力推动了改革创新

深圳，青春飞扬，高起点谋篇布局。活力，源于创新；创新，源于制度。

“每一项改革成果最终要在内地推广复制，都要首先制度化。”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曙光说。

深圳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立法权是当年中央赋予深圳的一项重要权力。深圳特区建立以来，立法在引领、推动、保障改革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近年来，深圳人大继续发挥立法职能，加大改革立法的制度创新力度。比如，通过立法，将商事登记改革中出现的“除名”制度法治化，解决僵尸企业退出难题；通过立法，明确辅警的职责、权利、待遇，缓解城市警务力量紧张等问题；通过立法，改变过去政府主导拆迁的模式，探索居民和企业谈判，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

这一系列地方立法的“特色菜”让人耳目一新。立法直击的问题，很多是在全国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深圳通过先行先试的改革和精雕细琢的立法，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老大难”问题在法治轨道上解决，让人们看到了人大工作的生机活力。

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的办公楼里，打开广州市人大立法信息化系统，每一部正在制定中的广州地方性法规一目了然，全程留痕、节点提醒，立法的全过程清晰可控。庞大的数据库，可以对法规条款进行大数据比对，确保条款与上位法不冲突，与其他法规相协调。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小清介绍，运用这套“智慧人大”系统，还可以实时掌握法院、检察院和政府各部门的数据信息，立法、监督都有据可查。为此，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关于加强数据信息报送、推进在线联网监督的决定》，解决过去“信息孤岛”的问题。

“你看，今年各部门预算执行进度，点一下鼠标就看到了。哪个单位执行靠后，人大可以问询，督促其加快进度。”陈小清一边演示一边说。

不少人大代表和人大机关工作人员表示，广东人大工作取得的成绩，靠的是改革创新，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仍然离不开改革创新。如今，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广东正在满怀激情地谱写新篇章，人大在立法、监督等方面又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新课题，比如，大湾区内不同法系、不同法律制度需要衔接，财政投入重点工程和项目需要资金监管，等等。

“40年来，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尽责，开拓进取，为广东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将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为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王波说。                    （摘自《广东人大网》）

浙江丽水人大在监督中敢于动“真”碰“硬”求“效”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浙江丽水人大在依法行使监督职权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和实践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等刚性监督方式，不断增强监督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从2014年至今，我县累计清理、整理结余资金6.93亿元，其中5.42亿元已经统筹用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力破解了一方面资金‘躺’在账上‘睡觉’，另一方面又无米下锅的矛盾。”丽水市云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饶钦英说，这得益于当年县人大常委会对财政存量资金开展的特定问题调查。调查不仅摸清了“家底”，而且盘活了资金。

近年来，浙江丽水人大采用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等刚性监督方式开展人大监督。这些并不常见的监督方式是如何运用的，效果如何？

启动特定问题调查，让财政部门认识到，不仅要“管”住钱，还要“理”好财

不久前，云和县浮云街道办事处与承租土地的金立公司达成退租补偿协议。“过去，土地出租不规范，政府与金立公司签了50年的租赁合同，租金仅5万元，不仅违反合同法有关土地出租最长20年的规定，而且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县人大常委会开展特定问题调查后，我们对此进行整改，终于啃下了这个硬骨头。”饶钦英介绍，截至目前，共有9016亩存量土地和26.6万平方米闲置建筑得到有效再利用。

2015年，云和县人大常委会针对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增大，但同时大量国有资产沉淀和闲置，甚至出现资产失管、被侵占等问题，启动特定问题调查，剑指国有固定资产（存量土地和房屋）。这是云和县第二次采用特定问题调查的方式监督政府解决突出问题。

2014年2月11日，云和县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财政存量资金开展调查的决定》，并将其列为该年度一项重点工作。在全省首次开展特定问题调查，云和的探索一石激起千层浪。

事情的起源是县人大常委会审议县政府关于云和县2012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时，热议的一组数据：“2012年，政府性资金年末结余110752万元（社保资金专户结余21840万元）……”这令常委会组成人员感到惊讶，一边是每年10多亿元的刚性支出，压得县财政喘不过气，另一边却有如此大笔资金“趴”在财政账户里“睡觉”。

随着特定问题调查的启动，由10余名人大代表、专家组成的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正式展开调查工作，通过走访、座谈、听取汇报等多种形式，对全县政府性存量资金情况正式开展全面调查。

云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晓勇介绍，历时两个月，调查委员会基本摸清了云和县财政的“家底”，县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盘活存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决议》，要求县政府出台一系列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理财”举措：实行全口径预算编制，将财政预算款、专户收入和事业收入等政府性资金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对年度预算执行率低于91％的部门，财政部门相应核减其下一年度预算等。

“以前财政部门管账，一般只关注资金安全，根本没有理财概念。”饶钦英说，通过这次调查让他们意识到，财政账不仅得管住用好，还得“理”好，要想办法让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

首试质询权，以刚性监督践行“两山”理念

南明湖，位于丽水市区南部瓯江，碧波荡漾的湖面，掩映着湖畔的宝塔和青山。这一湖清波的背后，却有一个历时数年动真碰硬的故事。

7月12日，记者来到南明湖上游，一个大型污水处理厂正在运行，丽水市环保局原总工蔡瑢介绍说，这是水阁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得益于人大持续监督，目前已经达标排放，二期工程已经启动，目标是清洁排放。

时间回到2015年7月27日，丽水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虞红鸣循惯例发问：“对于会议议程，请大家发表意见。”

“对会议议程我没有意见，但我要提交一份质询案。”丽水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沈明温举手并起身发言：“由许浩、方世伦等9位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向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出《关于水阁污水处理厂存在未达标排放问题的质询案》。”

沈明温等人组成的调研组在对丽水市区3家污水处理厂调研时发现，水阁污水处理厂存在未达标排放问题，该污水处理厂排放口的下游，正是丽水市山水生态城市构建的核心——南明湖。更令人吃惊的是，水阁污水处理厂2013年达标率为零，2014年达标率为68.5%，2015年上半年仅监测两次，仍有1次未达标。

“该给监督‘加码’了。”调研组有人提出这一想法，得到了其他几位常委会组成人员认同。质询内容主要有三：水阁污水处理厂未达标排放原因是什么？将采取什么措施改进？什么时候能实现达标排放？

很快，一份时间节点清晰、整改措施具体、落实部门明确的书面答复件递交到沈明温等9人手中——水阁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设计存在缺陷，必须启动处理工艺提升改造工程，由市建设局具体落实，市供排水公司具体实施，开发区管委会、市环保局等部门配合，预计2017年5月前完成改造。

对这份充满刚性、动真碰硬的质询案，相关部门严格落实问题整改，最终实现污水达标排放。

2018年2月2日，丽水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送质询案办理情况的报告，至此，在浙江首开先河，在全国也不常见的质询案圆满办结。

“将水阁污水处理厂未达标排放问题作为首次质询的对象，推动相关问题的整改落实，是以人大的刚性监督之举践行‘两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丽水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吴一平说。

人大监督与政府行政目标一致

质询和特定问题调查，作为人大及其常委会颇为有效的监督手段，实践中之所以不常启用，其中一大原因就在于其监督刚性足、压力大，容易给人以“得罪人”的印象，导致启用时顾虑重重。

“特定问题调查不是一般的调查，它有着特殊的法定效力，和问责紧密相关。”回忆起2014年的首次特定问题调查，时任云和县财政预算执行局局长黄金娟坦言，由于之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阵势，加之调查内容又十分敏感，为此她担心了好一阵。

和黄金娟有同感的还有丁绍雄。沈明温等人提出质询案不久，丁绍雄就被任命为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兼主任。“刚履新就遇到首例质询案，压力很大。”对质询案进行书面答复的前一天，他和同事修改材料至深夜。

心存顾虑的不仅是政府工作人员，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样如此。“应该对谁质询？质询应该包括哪些具体程序？如何确保质询的合法性？”沈明温记得，由于质询在实践中很少启用，几乎没有先例可供借鉴，起草质询案时，一连串问题让他们苦思良久。是什么让重重顾虑最终化为了不竭动力？归根到底还是在于监督取得了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显著成效。

如今，已担任云和县财政局副局长的黄金娟如释重负：“通过2014年的特定问题调查，财政资金被大量盘活，大大减轻了云和县在发展过程中的财政压力。”她坦言，特定问题调查让大家尝到甜头，如果下次再有类似的监督、调查，相信各相关部门会积极配合。

“人大监督是推动政府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的有力保证。若没有人大监督，部门对接不会这么顺畅，水阁污水处理厂改造提升的工程建设周期很可能延长。”丁绍雄由衷地说。

回忆起经历过的两次特定问题调查，云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文伟同样感触颇深：“参与调查和被调查的单位共有七八十家，却没有一家单位在调查过程中有推阻或隐瞒情况，这充分说明了人大刚性监督手段的权威和高效。”

“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大监督与政府行政目标一致。”丽水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吴小平说，人大刚性监督并不是刻意“得罪人”“挑毛病”，而是通过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帮助政府提升效能、改进工作，共同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风险和难题。

（摘自《浙江人大网》）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如何诞生？

9月17日，有42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这样重大的评选，都经过了哪些程序？将授予哪些种类名称？

　　颁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亦对此作出了规定，并明确了具体程序。

　　这次授予工作的法律程序安排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并签署国家主席令。

　　评选坚持最高标准和功绩导向

　　2019年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提名评选工作作出整体安排。各地区各部门报送提名人选后，由相关单位承担归口评审任务。各归口评审单位认真制定工作方案，采取工作小组评议、听取专家及相关部门意见、党组会（党委会）会议研究等方式，对本领域初步建议人选进行了严格评审，确定了人选排序。

　　8月上中旬，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对“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人选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8月23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通过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8月27日至9月2日，进行全国公示，建议人选得到全社会广泛和高度认可。

　　颁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

　　此次颁授共分为“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其中，“共和国勋章”和“友谊勋章”同属于国家勋章。此前，“友谊勋章”曾分别颁授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根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共和国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友谊勋章”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各领域杰出人士

　　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

　　此次开展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活动，将是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来的第一次，具有创制性，是实施宪法关于国家勋章荣誉制度的重要实践。                    （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的创制性实践

2019年9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全票通过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决定授予于敏等8人“共和国勋章”，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等6人“友谊勋章”，授予叶培建等28人国家荣誉称号。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向获得者授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首次集中评选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隆重表彰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这是我国现行宪法施行以来的第一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一、我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的发展

（一）建国初期建立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制度及功勋表彰制度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的职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功勋荣誉制度。

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首次明确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的宪法地位。根据宪法，1955年2月12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有关决议，授予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中的有功人员勋章奖章。

1954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赠送苏联专家‘中苏友谊’章的决议”，赠送在中国国防建设中工作的苏联专家“中苏友谊”章。1955年9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予在中国人民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决议”（第一批），国家主席毛泽东于同日发布授勋命令。1957年6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决议”（第二批），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布授勋令，由其他领导人代表毛泽东主席在各地分别授勋。两次授勋，共授予人民解放军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各种勋章103349枚，授勋人数6.1万多人。

这一阶段的授勋表彰对象，对内主要集中于中国解放战争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员，对外主要集中于在中国国防建设中工作的苏联专家以及部分其他方面的苏联、东欧国家的援华友好人士，范围有限，具有很强的时代印记。

1975年宪法取消了国家勋章荣誉制度。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授予（1978年宪法不设国家主席）。1981年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的决定”。

（二）现行宪法规定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制度

1982年宪法即我国现行宪法根据实际情况，恢复了1954年宪法有关荣誉制度的规定，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1988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公布这一规定。7月3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隆重举行授勋仪式，共有11万多名军队离休干部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

1986年之后的几年中，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经历了起草和初步审议。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国务院原法制局会同相关部门，着手研究起草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1993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进行了初审，但因在是否追授以及授予的范围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草案被搁置，没有继续审议。

现行宪法施行后到此次集中评选颁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作出过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但国家表彰制度仍然在发展。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单独或者联合，对各条战线的杰出人物和集体进行表彰，实际上成为国家层级的荣誉表彰。由于尚无法律法规对授予主体、程序、对象、获得者待遇等具体制度作出规定，功勋荣誉制度实践形式多样、规则不一。多层次的表彰体系和丰富实践，为此后构建国家荣誉表彰制度体系提供了有益经验。

（三）党的十八大后建立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党和国家勋章荣誉表彰工作和勋章荣誉称号立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发挥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为此，党中央决定构建“1+1+3”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即党中央制定一个指导性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法律，有关方面分别制定党内、国家、军队3个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在上述顶层设计的基础上，201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作为整个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总纲。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把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种类名称、授予对象、人选提名、授予程序、奖励形式等最主要、最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2016年4月，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成立，负责统筹协调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2017年8月，《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办法》《“七一勋章”授予办法》《“八一勋章”授予办法》《“友谊勋章”授予办法》颁布实施。为记载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设立党、国家、军队功勋簿。自此，我国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搭建形成，以“五章一簿”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体系正式确立。

这一时期，根据“1+1+3”的制度体系，国家渐次开展了功勋荣誉制度新的实践。

一是国家主席在国事活动中直接授予外国政要“友谊勋章”。2018年6月8日和2019年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分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授予“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上宣读《国家主席授勋令》，习近平主席郑重为普京总统和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配挂勋章。

二是首次颁授“八一勋章”。2017年7月2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八一勋章”，并授予荣誉称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三是由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8年12月，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向阿兰•梅里埃等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人员代表颁奖。

二、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创制性重要实践

2019年9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常在双月下旬召开会议，此次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加开会议，专门审议有关议题，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集中评选颁授的高度重视。这次颁授工作，是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第一次，具有创制性重要意义。

（一）第一次整体全面实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是重要的国家制度，宪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根据宪法作出具体规定。这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使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第一次在制度性实施的基础上实际运行起来，发挥实际效用，是国家制度的创制性发展。

集中评选颁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严格依法依规进行，程序周密严谨。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名评选工作于2019年1月启动，经过初步建议、资格审查、归口评审、广泛征求意见并组织公示等严格的程序。今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并举行隆重的颁授仪式。集中评选颁授工作的全过程，都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由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三类法定国家荣誉都实现集中评选颁授。“友谊勋章”曾两次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事活动中直接授予外国政要，此次是首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规定，国家荣誉称号的具体名称确定为“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人民英雄”“人民楷模”“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9种，是经过充分研究、反复论证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形成的，报经党中央批准。这些称号，作为国家最高荣誉，首次决定、授予，是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的创制性发展。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具有广泛代表性。在确定人选时，党中央和各有关方面坚持突出时代精神，充分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鲜明主题，适当统筹兼顾，综合考虑人选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覆盖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均有代表性人物入选。“友谊勋章”的获得者中，既有外国政要，也有长期致力于中外民间交流交往一线的国际友人。根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的规定，对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施行后（即2016年1月1日之后）去世的10位杰出人士，追授了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二）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由宪法规定，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法律地位。现行宪法施行后，主要是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单独或者联合进行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本次集中评选颁授，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

根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的规定，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程序上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共同行使，形式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和国家主席令共同构成。国家还将举行隆重的颁授仪式，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授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奖章，签发证书。授予程序和颁授仪式的最高性，充分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给予的最高尊崇和褒扬。

由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授予，必须坚持人选标准的最高性。评选中坚持功绩导向，全面评价提名人选一贯表现，以实际贡献为最重要衡量标准，做到荣誉与功绩相称、褒奖与贡献相当。评选中坚持立场坚定、品德高尚、群众公认的基本要求，反复比选、好中选优，强调功绩的重要性、开创性和人选的不可替代性，优先考虑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中的代表人物，注重人选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确保经得起人民考验、时间考验。

（三）第一次以国家主席令的方式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后，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向获得者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的创制性发展。宪法第八十条规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现行宪法施行以来的实践中，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公布法律、任命国务院总理、任免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2015年8月和2019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发布特赦令。主席令是国家主席行使宪法职权的重要法律文件，由国家主席发布主席令是国家主席行使宪法“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的职权的必要方式。本次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创制性地采取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的方式，符合宪法的规定和精神。

三、首次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重大意义

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活动，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时代精神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8年宪法修改增加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授予功勋模范人物勋章荣誉，大力宣扬他们的丰功伟绩，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给予他们国家最高荣誉和褒奖，树立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榜样，更重要的是通过竖起标杆、立起旗帜，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

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活动，是全面实施宪法的重要体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是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的总依据，通过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推动和保障宪法实施，是宪法实施的内在要求，也是宪法实施的基本途径。我国宪法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作出基本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对这一重要制度作出具体规定，为开展颁授活动提供了法治保障。这次开展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活动，是现行宪法颁布施行以来，也是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颁布施行以来的第一次，具有创制性，是实施宪法关于国家勋章荣誉制度的重要实践，是开展宪法宣传教育的生动实践，切实彰显了宪法精神和理念，有利于增强全民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

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活动，是完善国家荣誉制度，强化国家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通过开展授勋、实行宪法宣誓、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烈士纪念日、制定国歌法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和措施，推动国家荣誉制度和荣典制度不断完善。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活动，隆重表彰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就是通过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给予最高荣誉，彰显其政治声誉和崇高地位，向全社会发出关心英雄、珍爱英雄、尊重英雄的强烈信号。通过表彰，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人民国家意识，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认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路径，更好地激励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树立强大的精神支柱，注入伟大的时代力量。                         (摘自《全国人大网》）